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有哪些重大事件和重大決策
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的三中全會都承擔著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使命，體現中央領導集體的施政特點
10月9日～12日的北京，將迎來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這是30年以來的第7個三中全會。此次全會的主題將定位於研究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問題。今年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和改革開放30周年，在人們看來，十七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必將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對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縱觀黨的歷史，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的三中全會都承擔著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使命，一些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決策，多是在三中全會上作出的。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專家葉篤初告訴《瞭望》新聞周刊，每屆中央全會都很重要，通過全會凝聚共識，形成理論，部署戰略和整體布局。從黨的十四大以來，一中、二中全會的作用穩定，主要是人事工作部署安排。而歷屆三中全會，則往往帶有每屆中央領導集體的烙印。可以說，要看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高明之處」，可通過觀察三中全會的「出手」，來體現出本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施政特點。
之所以三中全會的議題大多鎖定發展與改革，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看來，這是因為改革開放30年來，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每屆中央領導集體的中心工作。而從30年來7個三中全會的中心議題與關鍵詞的變化中，也可以看出黨對於中國經濟現代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發展方式的認識在不斷發展、不斷深入、不斷成熟，並進行著逐步演進與探索。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認為，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十二屆三中全會、十四屆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都具有綱領性意義，分別標志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四個階段，即改革的啟動階段、改革的展開階段、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階段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
在十七屆三中全會召開之際，《瞭望》新聞周刊力圖從「歷屆三中全會」這一視角縱向切入，簡要勾勒出黨治國理政的思路圖。
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偉大歷史轉折
1978年12月18日～22日在北京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撥亂反正、實現偉大歷史轉折的會議。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必須完整地、准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制定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提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在歷史上遺留的一批重大問題，重新評價了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全會還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決定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這些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開始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標志著一個偉大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代的開始」，這是多位接受本刊采訪的研究者的共識，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掀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開辟了一個新的紀元。
在此後的六年間，即從1978年12月到1984年10月，中國的改革進入了啟動階段。這一階段，改革的主戰場是在農村。以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農民率先實行包產到戶為發端，在整個農村掀起了一股強大的農村體制改革的浪潮，也就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農村改革的同時，城市裡的工商企業也進行了一些改革試點，即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在這一階段整個體制還是以計劃經濟體制為主導，而市場調節的部分剛剛開始萌生」，常修澤長期從事體制轉軌研究，他認為，這一階段的改革特點在於正逐步擺脫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探索一種全新的體制模式。
十二屆三中全會：改革從農村走向城市
十二屆三中全會於1984年10月20日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闡明了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規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質、任務和各項基本方針政策，是指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該決定在許多問題上，特別是在商品經濟、價值規律這些重大問題上，沖破「左」的思想束縛，澄清了在許多人中間存在的模糊認識。
「這次會議標志著改革開始由農村走向城市和整個經濟領域，由此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第二階段，即改革的展開階段」，常修澤告訴本刊記者，在此次全會前，中共中央有關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備工作，進行各種各樣的調研和研討。正是由於充分的准備、醞釀，在全會上作出了改革的決定。決定第一次明確地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不是計劃經濟，而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已是相當大的突破，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大發展。
十三屆三中全會：為深化改革掃清道路
1988年9月26日～30日，十三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會議原則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和《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兩個重要文件。
這次會議是在一個特殊時期召開的。受訪的專家指出，當時，中國正處在新舊兩種體制的轉換時期，並因此帶來一系列問題。其中突出的問題是經濟秩序混亂、物價上漲過快，並由此影響到人民群眾的生活。為了使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深入下去，這次會議確定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方針，要求把今後一段時期的改革和建設的重點，突出地放到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上來。這次會議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掃清了道路。
十四屆三中全會：勾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
1993年11月11日～11月14日，十四屆三中全會舉行。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全會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要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談及此，常修澤分析說，評價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意義需先把時間回撥到1992年春天。1992年鄧小平同志的「視察南方的談話」帶來了一次大的思想解放，當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即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斷，並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則將十四大確定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基本原則加以系統化、具體化，對於如何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來進行改革，進行了全面的戰略部署，提出了八個方面的改革內容，即企業改革、市場體系建設、宏觀調控體系建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改革、農村改革、對外開放、科技體制改革和法制建設。這八個方面可以歸納為「八柱」，支撐著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這個大廈。
這一決定是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是我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這次會議後，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處發展，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
在常修澤看來，中國改革的第三階段，即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階段始於1992年10月，一直持續了10年時間，直到2002年10月，這一階段的改革力度比較大，向縱深發展的勢頭也比較強勁。
十五屆三中全會：建設新農村
十五屆三中全會於1998年10月12日～14日舉行。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並提出了到2010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奮斗目標，確定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堅持的方針。
全會充分肯定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經驗，在系統總結農村改革的歷史經驗、深入分析研究農業和農村發展現狀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農業和農村跨世紀發展的目標和必須遵循的方針，對我國農村經濟、政治、文化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制定了推進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政策措施。
受訪專家認為，在我國，推進工業化、城鎮化的大背景下，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矛盾越來越突出，這次全會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乾重大問題決定的形成，標志著全黨對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刻了，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自覺性更高了。
十六屆三中全會：新任務、新起點
2003年10月11日～14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不僅是今後十年改革與發展的「藍圖」，同時也是科學發展觀的全面展示，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和舉措。被稱之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其中所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五個統籌」的發展目標，是黨的執政理論的重大創新，是更加現代，更加符合人類發展進步潮流的執政理念。這一執政理念的重大變化，已經和必將推動中國全方位的深刻變化。
常修澤告訴記者，「經濟體制改革的突出變化就是注重對社會利益關系的調整和統籌。」他分析，「前一階段的改革，並沒有把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作為一個獨立的完整的指導性理念提出。十六屆三中全會強調以人為本，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就從一個更高的境界指引我們研究並推進體制創新。」
綜合受訪研究者的判斷，以十六屆三中全會為標志，明確了國有制不等於公有制，混合所有制經濟特別是股份制也是公有制，這是繼多種形式的分配方式、市場配置資源之後的第三次思想革命。同時，十六屆三中全會還明確了法律沒有明令禁止的領域非公有經濟都可以進入。提出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從單純的經濟發展轉向以人為本、全面、均衡的發展觀，同時大力推進政府行政管理改革，這意味著中國改革或者說制度創新將進入全新階段，即改革的第四階段——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由此，帶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改革已拉開序幕，經濟、社會及行政體制改革相互促進的態勢開始形成。
不僅如此，十六屆三中全會指出，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種思想被寫入中國發展的戰略文本還是第一次，這標志著決策層在國家發展戰略上發生的重大變化。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已全面展開。
期待十七屆三中全會
即將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將目標定位於研究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問題。談及此，張立群分析說，對於中國這個13億人口的大國來說，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關系著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當前中國正處於工業化、城市化的提速過程中，而城市化的發展目標之一就是要解決好農民、農村的發展問題，並且要通過工業化的推進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找到出路。同時，三農問題能否解決好，也是關系著中國下一步發展的基礎性因素。「正因如此，本屆三中全會的關注面更加集中，這也表明在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三農問題正越來越突出」。
經過30年改革開放，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生了歷史性巨變。2007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4140元，比1978年增加了近30倍；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量由2.5億人減少到1500萬人；糧食總產量由改革開放前的3000億公斤增加到5000億公斤。30年間，10個「一號文件」，「多予、少取、放活」「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統籌城鄉發展」等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政策措施，清楚記載了黨領導農民群眾改革實踐的歷史軌跡。
但是，當前農村的改革發展還面臨不少困難和問題，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很不平衡，農村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特別是去年以來，由於部分農副產品供求緊張而導致的物價過快上漲，由農資等價格上漲導致農民種糧比較效益偏低，由政策不配套導致政府重視糧食生產而農民種田積極性不高等不利因素，直接影響著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在農村，但難點也在農村」，常修澤認為，十七屆三中全會以研究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問題為主要議程意義十分重大。
如何觀察本屆三中全會，葉篤初提示，其一，可觀察中央全會的工作報告，即總書記代表政治局所作的報告，「觀察工作報告怎樣做，能看出點味道來」。其二，可觀察工作報告的徵求意見過程和范圍，現在中委的權力已大大提高，其知情權、發言權、決策權、監督權都悄然擴大，這表明中央領導集體的民主性逐步增強。同時，從中央廣泛向專家智囊徵求治國理政方案來看，中央領導集體的開放性也有所增強。其三，可觀察中央政治局提交三中全會審議的《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在他看來，十七屆三中全會的分量將比人們預料的分量更重。